庄越之 | 赤沙的日夜

庄越之

2012年的最后一天，毕业的我还在校园里晃荡，夜空似海，星河如练，深冬的寒风搅动波浪，吹得社团的招新横幅猎猎作响。年轻人并不怎么畏惧这寒风，昏暗的校道上人来人往，面目模糊，隐约传来女孩子的笑语和香气,有人在打球，有人在弹琴，有人在谈没有未来的恋爱。我站在学校后门的边界处，隔着一大片荒地，遥望灯火瑰丽、建筑如赛博朋克巨兽的琶洲会展中心，以及更远处开业不久的西塔。摇动的高空探射灯光在暧昧的红云中伸缩，仿佛太空航路中一处繁忙的驿站或者港口，星云聚散，时空更迭。那里属于真正的广州人，写字楼的玻璃外墙映照蓝天白云，无数身着职业装的Jack、Jessica和Nina在排长队等候电梯，他们体面、独立，姿容精致而鲜明，拥有在这座城市自由穿行，觅食和娱乐的能力，不像我依赖着父母给的生活费苟活，多年后他们有了个舶来的称谓叫社畜，而我终于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

当年的我，和那灿烂不可言的未来，还隔着一大片难以逾越的荒地；我穿越这片黑沉沉的荒地，似乎就能抵达那璀璨的未来。

毕业的时候，我把300万像素的诺基亚5230的键盘按出了一个坑，维修的时候说要三十块心想算了算了。那年韩寒代言的凡客诚品包裹常常堆满学校的侧门，阿牛哥在QQ上兴奋地向我推荐一个叫微信的软件，不久诞生了一个热词叫“蚁族”，形容那些在城乡接合部——这个词常被误写成城乡结合部——生活的打工仔、小白领和学生，在蚁巢之中拥拥攘攘，为稻粱谋。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民，因为清一色的藏青色中山装被戏称为蓝蚁，经过数十年辛苦耕耘，色彩终于也斑斓起来了。学校所在的仑头社区赤沙村据说是全国最大的蚁族聚居地，这个不知真伪的全国第一带来了某种奇怪的自豪感。赤沙清晨的早餐档烟火升腾，深夜的出租屋灯光渐渐熄灭，凌晨偶尔传来摔啤酒瓶和叫骂的声音，这样的声音和场景让人有一种酸酸的甜甜的感动。

我从学校的宿舍搬到一间三角形的出租屋，房租250块一个月，现在看不过一顿早餐钱（伪），但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。

搬家的原因，要从刚来广州的一刻说起。到达广州的时候应该还是凌晨五六点钟。我依依不舍从温暖的大巴上下来，上车的时候，同座陌生的女孩小小声问，能不能靠着我肩头睡一会，第一次感到这样沉甸甸的信任，我特别开心，于是非常庄重地点了点头，身体保持僵直的状态度过了六个多小时，她比我还高，我猜她一路也不是很舒适。在此之后，我再也没听过或者见过她，只记得她姓谢。

下车之后，呼吸了一口初秋微凉而干燥的空气，世界尚未苏醒，天空、楼房、树木和道路是一种奇异的灰蓝色，像梦。行李箱的轮子在不太平整的水泥地上骨碌骨碌地响，在梦中行走，很快乐。有人带着我们去宿舍，穿过落叶的陌生校道一路前行。穿过了行政楼、综合楼、女生宿舍，一群人朝着一个小门出去，我渐渐清醒过来，一颗心也慢慢沉下去——这不是校外吗？难道我们被拐卖了？出了校门，穿过因为房子乱建而歪歪扭扭的街道，来到一栋带着上世纪八十年代颜色、质感和气味的居民楼前——珠三角民居的外墙可以大抵断代，灰墙可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不等，碎石子墙基本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，马赛克墙从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都有，因改革开放之后各地发展状况而略有差异。带路的师兄冷冷地说，到了。我的心也终于沉到了海底，这跟我想象的校园生活不一样。去到二楼房间安顿好行李之后，我发现楼下有一所幼儿园，天一亮就开始放国歌。这宿舍大概也算得上某种学区房，我却彻底坚定了搬出去住的决心。

我在那间三角形的出租屋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冰冷而单薄的铁门仿佛一脚就能踹开，但毕竟是一处藏身之所，只属于我一个人，即便只是短短的几个月。每晚闻着楼下烧烤摊飘来的孜然味安然睡去，仿佛黑漆漆的长街中遇见一间亮着橘黄色灯光的小小店铺，或者风雨飘摇的年代一方不为人知的庇护所。土反其宅，水归其壑，万物煌煌，各得其所，我依靠切割城中村天空的电缆和网线跟这个世界紧密相连，甘苦与共。

那时的前路茫然又充满了可能性，我的求知欲和食欲一样旺盛。想读书，想考研，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凌云之志，因而想拥有自己的一方陋室。我开始日以继夜地读书，读那些在大学的课堂上不敢触碰的史籍、诗集和理论著作，并用黄纸和拙劣的毛笔字抄了陆游的“万卷古今消永日,一窗昏晓送流年”一联贴在墙上，像鲁迅的藤野先生一样板着脸孔皱着眉头督促我不敢懈怠。我读了许多版本的中国通史，吕思勉、钱穆、张荫麟、范文澜……由于性子的懒怠和意志的薄弱，大多只读了一二卷，意外的收获是把先秦一段上古史读得颇为精熟。有那么一个难忘的夏夜，大雨滂沱，如海潮，又如箭矢，天地一片莽苍苍，屋中人如同身处借箭的草船之中。在雨幕中亮起一窗昏黄的灯光，喝浓茶，读庄子，听雨敲打铁皮屋顶和玻璃窗的声音，想起那个辽远而神秘的年代，史料阙如，人事多不可考，而气象浩渺，贯通始终。我记诵了一首先秦无名氏所作的《白云谣》：“白云在天，丘陵自出。道里悠远，山川间之。将子无死，尚复能来。”先人的哀愁如此悠远豁然，时间的河流奔腾恣肆，窗外是忙碌又无常的人世，灯光在雨中闪烁模糊，心有所动而终无所得。有顷，一只燕子扑腾进了我屋里躲雨，被我抓住强行合影，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接触燕子，我惊奇地发现它的羽毛竟然不是黑色，而是一种有金属质感的深辉蓝色，非常漂亮。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，这种足以兴国族继绝世的祥瑞，似乎未对我青春又薄瘠的人生造成什么影响。

从出租屋的小巷子走出去，是一条数百米的长街，被称为堕落街。到了晚上某个时刻，灰色的街头会骤然发光发热，路边祖传贴膜的摊位挂出“兰牙耳机”“冲电器”的牌子，VIVO和OPPO是这里的宠儿。长街十步一见沙县小吃和兰州拉面，四处弥漫臭豆腐、锅贴、手抓饼、烤羊肉串的香味，肉少油多的小龙虾日渐成为大排档的新宠，仿佛一类当代生活的隐喻，刺激的辣味和红色彰显不明所以的张扬和急促。这里常年有卖二块钱的奶茶和十块钱的T恤，年轻的人们在长街两旁的店铺出现又消失，城镇以乡村的习惯各自运行，乡村又以城镇的规模生长蔓延。这里明亮、喧嚣、欢乐，一种淋漓的元气，一种澎湃激荡的生命力，无数奇异又微妙的事物在这里扎根、缠绕、变异、繁殖。有一些东西稀薄、虚幻、高高升腾，有一些东西翻滚又沉淀，凝结成一方坚实厚重的土地。“上清下浊成天地，清浊相凝便作人。尔欲明白世间事，且将三等细分明。”这是某间庙里的签语，不知何时被我背了下来。那几年有一家山寨手机的品牌叫尼彩，专门山寨小米和苹果，我在广州的街头常常收到他们的传单，大概也花了不少钱做营销。不久，赤沙的街头便开始出现山寨的山寨尼采、民彩……“山寨”这个词带着无政府主义的、波西米亚风格的色彩，顽强又野蛮。前几年我回了一趟赤沙，看到开遍大半个中国的益禾堂奶茶店，在这边变异成为溢禾堂、益合堂、益禾坣、益禾烤奶……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赤沙的传承并没有变。

堕落街的尽头有一家理发店，正规的。店里有个洗头工叫阿珍，三十来岁，金色的头发混杂了不少黑色，眼睛很大，眼角上扬，画着浓得过分的眉毛，脚上常年套着一双缀着粉色绒球的拖鞋，身材逐渐有点臃肿的趋势。我过去剪头发，她一口一声叫我老板，让还是学生的我受宠若惊。有一次洗头的时候，不知道她心情不好还是心情特别好，唠唠叨叨跟我说起了她的故事：

那个春节，天气出奇地热，湖南衡阳的一个小镇，十六岁的阿珍和几个小姐妹在昏暗肮脏的网吧玩电脑。刚刚染了一头金发的阿珍，不经意对姐妹提了一句：“不如我们去广东吧？”大家一下子安静了下来，奇异的氛围在弥漫，阿珍看到小姐妹转过头来，眼里透出一种叫梦想的光。第二天，她们就买了车票一路南来，终点是个小车站，叫赤沙客运站。她们也不知道赤沙是哪里，只知道这就是广东。十五年后，阿珍的姐妹风流云散在四方，只有她一直呆在当年的起点。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，但是跟老公离婚五年了，还在租房子住。

我总是会想起赤沙，想起阿珍，想起一些消逝的梦想。纸会泛黄，灯会熄灭，太阳会下山，少女的肌肤会失去光泽，染黄的头发会变黑，然后变白，所有的梦想终将走向平凡。在此之后，我对城中村具有了某种特别的情结甚至是热爱，我以漫游者的身份逛过许多城市的城中村，也走遍居住城市的城中村，想象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生死与悲欢。我当过一档外来工深夜电台情感节目的接线员，倾听了无数发生在城中村的爱情故事，背叛、纠缠、欢爱和淡漠。我曾反思过自己是否以一种俯视和优越的姿态来打量城中村，但终于经受住自我的拷问，确认这种热爱的真实不虚：城中村的人们凭借直觉生活，他们赚钱、婚恋、生育，然后返回家乡，或者在城市老去。他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，不会像读过几本书的我们会不停去反思命运，盘算生活，追问意义。我发觉，事事都要显得合乎或明或暗的意义是一种时代病，无所不在的反思会把原本厚实的东西变得薄瘠。生命并不总是一道在意义之间做理性判断的选择题，人与万物融合为难解难分的命运，布里丹的驴子在精心权衡中饿死，而我们终究要与命运一同沉浮。

记忆中的赤沙总是在下雨，春天夏天下，秋冬也下，仿佛几年的光阴是一场漫长的雨季，窸窸窣窣，无边无际，隔绝了未来模糊了过去。我把一魂一魄留在了那里，幻想有一天回到赤沙，回到那间三角形的出租屋楼下，然后惊喜地看到十年前满头浓密黑发的我赤着上身，在窄小的阳台上吭哧吭哧地举着哑铃，对着我开心地笑出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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